▲ 丰臣秀吉（1537―1598）另一位是大清帝国史研究专家杉山清彦。 杉山先生将大清帝国和江户幕府进行了比较，提炼出以下共同点：（1）八旗制度和大名制度的序列编排有相似性，无论是清朝，还是江户幕府，都是按照归顺的时间顺序对八旗和大名进行排序的。

（2）八旗旗主和御三家的王族身份都形成于建国初期，之后数百年间以世袭制传承，即使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十分薄弱。

（3）旗人和武士都十分重视自己作为家臣的身份资格。

（4）都有被称为小厮的侍卫或侍童形成的内臣集团，他们童年在君主身边度过，长大后担任高官，占据政权中枢。

这些通过比较得出的特征，如果仅仅单独来看，是不能断定为时代特有属性的，但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后发现的共通性构成了同一时代的表象特征。无论如何，在这些重视16世纪后半叶同时代性与共时性的研究基础上，《市民》将织丰政权在16世纪后半叶的东亚世界中定位为“军事商业政权”。这种注重同时代性和共时性的姿态，更多地体现于站在东亚和东南亚历史的立场的研究，而在对织丰政权的讨论中，是否也同样存在这样的视角和观点，笔者将另启章节进行分析。

02

对织丰政权论的整理：以教科书叙述为中心

本节将介绍日本史研究中关于织丰政权的研究动态。通过《面向市民的世界史》和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等教科书中对织丰政权的叙述的对比，介绍相关研究动态。

关于《市民》中相关叙述的探讨

首先，将《市民》中的相关叙述与日本史研究动态进行对照。正如序言中所言，《市民》围绕三点分析了织丰政权的主要特征。以下将对其进行逐一探讨。

关于织田政权，在《市民》119页的叙述中将其描述为“非佛教政权志向”。朝尾直弘的观点认为，江户幕府“将军权力”的原型形成于织田政权时期，正是以织田政权为基础确立了统一的政权。 朝尾直弘将这一统一政权的特征归结于政治权力高于宗教权力。在这一方面，织田政权较之之前与佛教保持密切关系的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尽管有对朝尾先生观点的细微修正，但学界基本确立了这一共识，即织田政权代表了近世统一政权的开端 。▲ 织田信长（1534―1582）这一观点反映在《市民》的叙述中。另外，《市民》120页的文字中出现了“与领地联系薄弱的武将依靠实力主义登场”的描述。例如，织田家臣团领域研究的第一人谷口克广通过对织田信长家臣团进行分析，指出织田信长近臣的特征在于其是一种“无根草”式的存在，因此他们构成了超越本国和本领地藩篱的、自由的“实力者集团”。《市民》的记述基于这一分析结果。但是，也有相关研究表明织田信长选择家臣时，重点挑选那些出身于自己的根据地尾张（现在爱知县的一部分）地区的人。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下面再来看一下丰臣政权。《市民》120页中有文字表述为“梦想依靠‘武威’征服、统治周边诸国”。这句话是对“日本型华夷意识”的描述。“日本型华夷意识”这一概念由朝尾直弘提出，表现以德川政权初期（17世纪初）的武力为背景，建立日本中心式的国际秩序的意识。“中华型华夷意识”以礼、法作为核心，而“日本型华夷意识”则以武力、武威为核心。朝尾直弘的这一研究已经涵盖了丰臣政权，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应该进一步追溯到织田政权。

可见，《市民》的叙述中体现了关于“日本型华夷意识”的讨论。同时，《市民》120页的另一处文字叙述表明由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日本与明朝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陷入令人绝望的状态”。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是之后国家间开展贸易，但没有缔结邦交，这样一种近世社会经济和政治扭曲脱节的国际关系的前奏。

《详说日本史》中

叙述内容的变更反映出的研究动态

下面将通过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中的叙述考察相关研究动态。笔者通过对高中生时使用的2006年3月检定版和2012年3月检定终结最新版两个版本教科书中内容的对比，揭示最新的研究动态以何种方式、程度反映在教科书中（以下简称“06年版”和“12年版”）。

首先，关于织田政权，虽然对其军事方面的叙述更加具体（「资料2」「织田信长的统一事业」），但值得注意的是，06年版中“挑战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与权威”（原文：伝統的な政治や経済の秩序・権威を克服して），12年版中变更为“积极挑战传统的政治、宗教秩序与权威”（原文：伝統的な政治や宗教の秩序・権威を克服することにも積極的であった），措辞更加谨慎，而且将“经济”换成“宗教”。其中可以感受到《市民》中强调的织田政权的“非佛教政权”性格，同时也可以看出对其经济政策评价的倒退。

与此相关的是，12年版中提到“织田政权将战国大名开展的检地和撤废关卡政策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广泛实施”，说明“检地”和“关卡撤废”等所谓的织田政权的经济政策，其实只不过是将其他战国大名业已实施的政策扩大化而已。这也反映出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即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织田政权的检地政策和其他战国大名的政策没有实质的差异。另外，还有一些新的研究观点没有在教科书的叙述中反映出来，例如，织田政权对于港口城市堺的统治，被认为是继承了一直统治畿内·近国地区的战国大名三好氏的各种政策。

由此可见，织田信长一直以来被夸大地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先锋”形象，近年来正在被不断修正，这一历史研究成果及时地反映在教科书的文字叙述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丰臣政权，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即丰臣秀吉利用朝廷权威的开端被明确认定为在1584年小牧长久手之战以后（「资料2」「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原本丰臣秀吉进宫觐见天皇的记录是1582年，但有学者考证认为这是秀吉修改史书的结果，而实际上应该是在1584年。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在山川出版社《详说日本史》的叙述变化中。关于利用朝廷权威方面，有学者认为虽然武家的律令官位任免是以丰臣秀吉统御编成的“武家官位制”为依据的，但1588年在聚乐第举行的后阳成天皇行幸仪式才被视为是对秀吉创立的新制度的正式认可。聚乐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12年版的教科书中特别将聚乐第设定为加粗字体，以示其重要意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06年版中粗体字标识的“惣無事令”在12年版中降格为注释，叙述为“也可以称之为‘惣無事令’”。“惣無事令”是学者藤木久志提出的“丰臣和平令”之一。“丰臣和平令”是规定大名、村落、海上等全方位禁止私人行使武力的禁令。在那之前的时代，村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边境资源而动用武力，是一个被称为“自力救济”的时代。丰臣秀吉否定了这种做法。其中，禁止大名间私人战争的政令即为“惣無事令”。学界对于藤木久志的观点有很多批判，虽然丰臣政权确实有否定“自力救济”的志向性，但是现在学界已经基本否定了“惣無事令”这一法令的存在。因此，鉴于作为法令的“惣無事令”的存在已被否定，教科书中的叙述也做了相应变更。

另外，在12年版教科书中将06年版教科书中出现的关于“村请制度”的叙述删除了（「资料2」「检地与刀狩」）。关于“村请制度”，1980年代学界认为，室町·战国期间惣村（村落）的土地承包制和江户时代的村落土地承包制之间具有连续性。但是目前，室町时期的村请土地承包制和近世的村请制被认为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以前的教科书中，“村请制度”一般出现在介绍中世社会的惣村（村落），以及幕藩社会的村落社会的内容中，新版教科书也是如此，同时也介绍了丰臣秀吉政权下的“村请制度”，勾勒出这一制度的连续性，但也考虑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选择了更为谨慎的措辞。

除此之外，对制定“检地账”和绘制全国地图的描述做了变更，关于“人扫令”的描述也更加清晰明确。在围绕朝鲜战争的文字叙述中，也采用了很多朝鲜方面的说法。

以上内容是山川出版社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动态在教科书《详说日本史》的文字中做出的修订。但是，正如序言中所言，《详说日本史》一书存在对外关系和国内形势脱节的问题，下面笔者将分析一下这一问题。

在探讨16世纪日本对外关系史时，不能忽视占有重要位置的火器接受史，其中以宇田川武久的著作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宇田川的研究充分利用了明朝和朝鲜的史料，论述整个东亚的局势。围绕日本如何吸收、利用火器，从火枪传入一直到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甚至包括织丰政权时期都纳入了讨论的范畴。但是，在诸多关于织丰政权的研究中，宇田川的研究很少被引用，武器接受史和织丰政权论如同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这背后有很多原因，火器接受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科技史”性格便是其中之一。关于火器接受史的论证中有许多关于枪炮的知识，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些知识很难读懂。杉山清彦曾在研究中提到过这一点。杉山清彦提出应当将火器接受史研究在不同于“科技史”的文脉中扩大深化，“科技史”为何止步于“科技史”本身也是很好的问题意识。火器接受史如此，基督教接受史也不例外。织田信长对基督教的保护，以及丰臣秀吉的传教士驱逐令，只在教科书中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中出现，相对分散，且具有片面性。关于基督教接受史，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多对传教士如何看待织田信长“王权”的研究，但如同火器接受史研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相同，这些研究也没有被织丰政权论研究充分利用。各个研究领域彼此独立，刚好表现为教科书叙述中对外关系与国内形势脱节的现象。

以上在第二节内容中，通过对教科书中相关叙述的探讨，大致了解了近年来关于织丰政权的研究动态。在第三节中我们将围绕织丰政权的政策本身，试图发现从“军事商业政权”的角度进行理解时将得出怎样的结论。

03

作为军事商业政权的织丰政权

本节将在前文业已明确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将织丰政权把握为16世纪后半叶崛起的军事商业政权，尝试探索织丰政权的面貌。通过这样的分析，将有利于理解织丰政权在当时东亚·东南亚地区中的共时性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织丰政权在作为统一政权登场之前，地方战国大名们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在经济层面上，对于战国大名而言，控制银矿山和城市物流通道意味着获得巨大的财富基础，因此整个战国时代是一部诸多势力对这些资源进行争夺的历史。围绕石见银山，大内氏和尼子氏，以及之后的毛利氏和尼子氏之间开展的争夺战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成功控制津岛·热田等伊势港口城市为织田信长的统一事业奠定基础的例子，也充分说明了战国大名的经济基础在于是否能控制资本和资源聚集的城市与银矿山。▲ 1570年日本战国时期大名版图另一方面，在军事层面上，这一时期钢铁的生产与流通量逐渐扩大，各地方领主纷纷企图参与和控制这一领域。

另外，各地方大名对火器的需求大增，但难以大量生产运输。这一时期家臣和君主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强烈的私人关系纽带。家臣往往年少时被选为君主的近臣，接受各种训练和教育，然后成为高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相辅相成，控制银矿山和城市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配置枪炮、招兵买马需要大量稳定的财源。通过这些战国大名，可以看到小规模的军事商业政权围绕银矿、城市和枪炮的激烈争夺。“群雄割据”一词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当时的状况。

下面分析一下织田政权。关于织田政权的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他奖励和促进商业活动的做法。例如，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劣币，民众在日常商业活动中往往会选择性地排斥一些货币的流通，对此织田信长于1569年颁布“撰钱令”，统一劣币和良币之间的兑换率，确保商业交易的顺利进行。▲ 织田信长的木瓜家徽另外，织田信长于1569年上洛之际，拒绝了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昭推荐给他的高官厚禄，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对堺、草津和大津等商业城市的管辖权，这也被视为信长重商主义的体现。之后，织田信长与今井宗久等堺地区的豪商建立合作关系。在上洛之后，他又立即出兵占领了位于山阴道但马国的生野银矿山。由此可以推断织田信长在上洛之前就有对重要城市和物流网络进行控制的意图。这一点和其他战国大名并无不同之处。

然后，再来看一下军事实力和军事组织情况。织田信长时代的军团，在上洛以前依据兵农分离政策形成了直属军和常备军。随着火枪炮的大量装备，军团构成以配备长枪的步兵部队为中心。众所周知，织田军团利用火枪步兵的优势在长筱之战中击败了武田军团，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其格式化地理解为“织田火枪队对武田骑兵军团的胜利”。因为武田氏并非没有认识到火枪的重要性，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时织田信长控制了具有重要商业和物流意义的畿内地区，从而便于大量生产和运输火枪等新式武器。

与此同时，将关注焦点置于织田信长家臣团的成员，便可发现织田家臣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武士”特征非常明显，他们往往与商人密切接触，通过商业活动获取物资和金钱。正如前文所述，织田信长培养了很多“无根草”式的没有权力背景的近臣，这些近臣与信长建立了一种以私人交情为纽带的忠诚关系。综上所述，织田信长能够迅速征集大量兵马，拥有富于机动性的军团，同时家臣与信长之间以私人交情为纽带缔结了效忠关系。

另外，结合物流圈扩大来考察织田政权扩张的过程。在征服美浓，即今天的岐阜地区之后，织田政权开始平定伊势地区。这一地区自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时代，已经形成了连接关东地区的伊势湾物流交易网络。1574年织田信长通过镇压长岛一向一揆，最终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

之后在上洛之际，驱逐了三好氏，实现了对堺等港口城市的直接管理，进而逐步控制面向濑户内海的大阪湾物流交易网。1570年代前半期，织田信长与浅井氏、朝仓氏展开角逐，目的是为了控制敦贺等港口城市，进而控制日本海的交通网络。织田信长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控制了三个海上物流交通网络，同时对连接三个海域圈的水陆交通网进行整备。实施了关卡撤废等放宽人员流动管制的政策。综上所述，织田政权的军事扩张与物流交通网扩张紧密相连。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丰臣政权。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丰臣秀吉继承并扩大了织田信长构筑的物流交通网，在这一过程中，东西部物流的结合非常引人注目。1580年代后半，在平定九州之后，丰臣秀吉对博多、长崎等大规模城市进行直辖化管理，颁布海盗清剿令以实现濑户内海商业物流网络的安全。通过丰臣政权的军事行动与流通政策，确保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物流网的形成。

▲ 丰臣秀吉的五七桐纹家徽

从军事制度和政策方面来看，丰臣军团继承织田军团的机动力，这种机动力直接导致了在与柴田胜家决战中贱岳合战的胜利。这一时期在战略和战术上发生了很大的转换，实现了攻城战长期化、动员规模扩大化、后勤补给的大规模化等。在1590年与北条氏最终决战的小田原之战中，有以下几点非常突出，即超过20万人的大规模兵力、长期作战计划，以及后勤补给的确保。通过太阁检地、刀狩令，以及类似户籍调查的“人扫令”等政策促进了兵农分离，使大规模征兵动员成为可能，为朝鲜出兵提供了兵员和军事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丰臣秀吉政权具备了战争大规模化和战略复杂化等军事革命要素。

丰臣秀吉在几乎统一日本全国后，构想进一步壮大。秀吉企图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统摄世界体系的大帝国，于是谋划征服明朝，要求朝鲜作为“征明先导”，但被拒绝，由此开始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征服行动，即历史上的“朝鲜出兵”。在这一宏大的构想中，丰臣秀吉将自己今后的居所设定在宁波，体现出秀吉心中将支配帝国的中心置于海上贸易据点的想法。

另外，秀吉构想的国际秩序是以大规模火器的威力，即“武威”为基础的。在经济方面，日本单独铸造货币，有意脱离中国的货币圈，旨在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广域海上贸易圈。很明显，丰臣秀吉的目标是以统一日本为前提，构建并支配东亚大规模的物资流通与商业贸易圈。

通过以上第三节的分析，一个掌握和利用军事要素（火枪炮、军团组织等）与商业要素（城市、物流、交易、银矿）的织丰政权的面貌得以清晰显现。通过展现这样一个包含16世纪后半叶历史共时性的军事商业政权，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当时日本的军事活动、经济政策和对外关系。

04

结 语

本文对《面向市民的世界史》、《详说世界史》和《详说日本史》三本教科书进行比较，分析叙述上的不同之处。《市民》和《详说世界史》都关注了16、17世纪在明朝边境地区出现的，依靠银矿和火器崛起的新兴势力，将其称之为“军事商业政权”，织丰政权也作为典型的“军事商业政权”之一。但是，《详说日本史》中这样的观点却并非不言自明，当时的国际秩序和织丰政权的共时性·同时代性关系不够清晰。

像《市民》和《详说世界史》那样，将织丰政权作为军事商业政权理解的观点背后，有大量关注16世纪东亚·东南亚世界的共时性·同时代性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因此，在《市民》和《详说世界史》中，织丰政权在当时欧亚大陆东部的国际秩序中的定位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详说日本史》体系化、系统化地记录了包括军事和商业在内的各种史实，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反映了日本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但也体现出织丰政权研究与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脱节，《详说日本史》的文字叙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在此基础上关注“军事商业政权”的概念时，将如何利用其解释日本史呢？在织田信长建立政权以前，“军事商业政权”的萌芽已经存在，战国大名的各种政策衍生了“军事商业政权”的萌芽。他们将重心放在确保配备火枪炮的武装力量，以及对银矿山、港口和城市的控制。织田信长将这些方针进一步明确落实，并且大规模地实施推广。织田政权在扩张过程中，也伴随着商业圈的扩张，实现了城市发展与流通的扩大化、通畅化。

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政策方针，并且进一步扩大和整备流通与商业贸易网络，最终在质和量两方面都远远超越了信长时代。这些政策的集大成者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构想，以及为了实现这一构想而发动的战争——“朝鲜出兵”。通过对织丰政权“军事商业政权”特征的理解，可以将《详说日本史》中描述的各个具体事相关联起来。

近年来，史学界逐渐兴起以统合日本史的形式摸索、探究世界史的潮流，大阪大学历史教育研究会起到了积极的牵头作用。另一方面，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虽然很多历史事件中都记录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但日本在其中的定位并不明确。通过对作为“军事商业政权”的织丰政权在东亚·东南亚的共时性和同时代性中的定位，可以更加清晰地描绘出具有动态性的日本史面貌。 - End -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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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好）